从《范睢逼仇》谈古史题材影视片的虚构问题

近些年，古史题材的影视片越来越多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，相关的讨论也多了起来。其中，讨论最热烈的是，历史片是否要与古书记载相符的问题。

这是一个很难用“是”或者“否”来简单回答的问题。古史邈远，书阙有间，后人所见到的仅仅是一些零碎的残片。古生物学家得到的，可能只是恐龙的一截肢骨和几枚牙齿；考古学家得到的，往往只是陶器几块残片，古史学家所见，也不过是一些被称为“断烂朝报”的文字。

学者的根本任务，就是用有限的材料来重建古代社会。历史并不偏爱文学家，文学家所得到的并不比古生物家、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来得多。因此，从事历史剧的文学创作需要一定程度的虚构。如果历史剧要像乾嘉考据学那样，字字有出处，那么，不仅剧作家写不出来，而且连历史学家也做不到。郭沫若的《蔡文姬》、吴晗的《海瑞罢官》是历史学家“客串”历史剧的代表作。毋庸讳言，这两部大作中都有“于史无征”的部分。以郭沫若的学识，他的《蔡文姬》也只“有一大半是真的”，另外一小半只能靠虚构。因此，我们不应该苛求历史剧的作者。

有人认为，既然历史剧允许有虚构，那么，如何虚构就是剧作家自己的事。在这种意识支配下，出现了一些对历史很不负责任的影视作品，历史成了可以随意涂抹的婢女。有的看到古书上有某些互相歧异的地方，或者根本就没有把书读懂，就草率地将古史全盘推翻，或者轻浮地嘲弄包括司马迁在内的古今史家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有人极端鄙视历史学，却偏偏要在自己的作品上冠以“历史剧”的名目。历史是已经凝固了的现实，尽管它残缺，但你可以逼近它，而不是捏造它，你可以诠释它，而不是扭曲它。犹如考古学家复原陶器，发掘所得的残片是复原的基础和依据，添补的部分必须与它逻辑相符，浑成一体。

最近看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的大型历史剧《战国》中的《范睢逼仇》一集，感到编者将文学虚构与史实结合得相当成功，堪称范例。

范睢随须贾出使齐国，齐王赏其辩才而赠予财物，但须贾向国相魏齐诬告范睢出卖机密，魏齐就打得他骨断齿折，又丢进厕所，让宾客尿溺。范睢逃出后更名改姓，经人引荐到了秦国，数年后因战功卓著，官至秦相。在须贾出使秦国时，迫其当众食马料，又逼迫魏王交出魏齐首级，魏齐只得自杀。

明代冯梦龙作《东周列国志》，保留了《史记·范睢传》的故事主体，而着力润饰细部。如齐王对范睢的了解非出传闻，而是目睹。又如，范睢最终得到魏齐首级之后，漆其头为溺器，说：“汝使宾客醉而溺我，今令汝九泉之下，常含我溺也！”这一情节与前面魏齐的残忍相呼应，虽为《史记》所无，但加得恰到好处。范睢满腹才华而受到权贵的残酷迫害，在古代社会具有相当的典型性，因此其大快人心的结局，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。

如果说《史记》勾勒了范睢的复仇故事，那么《东周列国志》则把它加工成为精彩的复仇故事，二者在主题上并没有变化。而电视剧《范睢逼仇》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作者没有为了标新立异而改写《史记》的史实，恰恰相反，他几乎全部吸纳了《范睢传》的材料，使作品具有强烈的史学色彩。作者也没有停留在《史记》和《东周列国志》所渲染的“复仇”主题上，而是把它升华到对于当时战争性质的反思上。为此，作者虚构了范睢的夫人云娘这一人物。戏中云娘的笔墨并不多，但处处与范睢形成鲜明的比照。一个是权倾朝野的新贵，一个是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的民女；一个为一己私仇而不惜血洗大梁，一个时时提醒夫君不要成为“新的魏齐”。云娘的性格和言行，与她的身世和遭遇完全符合，她对不义之战的痛恨，代表了下层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之情。范睢在魏齐墓前的一段独白，表达了他对人性的反省和对不义之战的思考，并决心从怨怨相报的怪圈中自拔。这是传统的复仇戏所未曾有过的。全戏的立意，也由此而大大提高。

历史剧的任务并不仅仅是图解历史，而是要让人们从历史中获得感悟和启示，这就需要剧作家把历史消化、提炼和升华，并且融入自己对生活的体认。郭沫若在《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发展过程——序〈蔡文姬〉》中说：“我写这个剧本是把我自己的经验融化在里面的。”“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，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。”《范睢逼仇》的作者把自己对战国历史的把握很到位，而且注入了当代人的审视力，从而成功地超越了复仇戏的层次，进入了理性的境界。